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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挖掘访谈录之十二——张跃彬:甜蜜的事业
—张跃彬:甜蜜的事业
发布:zzg001   发布时间:2017-12-08   浏览次数:2620    [] [] []

编者按:2017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启动了全院历史文化挖掘工作,希冀通过深入挖掘建院以来我们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机构设置、重大科技成果创新、重大历史贡献、重要科技人物及历史建筑、历史古籍等,认真整理梳理我院农科文明的传承脉络,深入挖掘农科文化的丰厚底蕴,不断丰富与时俱进的农科精神,擦亮“云南农科院”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使历史文化与农科文化相辉映,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铸就“追求卓越、创新创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断增强全院发展的文化自信,为我院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文化支撑与文化引领。近期,全院历史文化挖掘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组、工作组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征集等,将陆续刊载全院历史文化挖掘工作访谈录、老照片(老图片)、征文等,以资记录。

本文根据云南省农科院甘蔗研究所张跃彬访谈录音整理,仅代表讲述者个人观点,未经本人审阅。


(讲述者张跃彬)

甘蔗所的最初

我是1991年华南农业大学农学系作物专业毕业后分配到甘蔗所的,同一批有三人来到农科院工作,当时分工比较简单,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到系里要一个作物专业的人,当时分工我不想留广东,想回云南工作;去到院里报到,只是想着离老家建水近,就安排到开远,当时好多人不愿意到地州所,想留昆明,当时在老花卉所那边农科院有个小的招待所,好多人 “抗战”不愿去地州所,就住里面,一定要留昆明,一直住里面。

(开远农场移交甘蔗试验站清单)

当时去院部与想象中的场景反差也很大,去农科院报到的时候,在北站坐9路公交车到黑龙潭,然后坐小马车到院里,以前的金汁河边上有很多的小马车,老院部真的很偏僻。在院里报完到以后,我拿着分配证,坐公共汽车来到开远,当时大概要做五个半小时的车,中途吃一餐饭,从车站到所里没什么公交车,很不方便,一个人提着行李走路过来,当时来所里就我一人,当时甘蔗所已经是三四年没进人,那个时候要人也比较少,甘蔗所是四年才进了我一人,前四年进了一批,我的上一批就是范源洪副院长、刘少春那一批,中间有断档。当时来到甘蔗所的时候很荒凉,周围只有一条路通过来,甘蔗所里面杂草丛生,房子乱兮兮的,就像个大农村。有没有围墙?当时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好多地方没有;只有沿街的地方,是当时开远市市政府帮助修的,当时我们甘蔗所的一个政协常委杨荣珍专门写了一个提案,说甘蔗所围墙太烂了,影响市容市貌,市政府才沿着街边修建了空心围墙,叫通洞围墙。

(荒凉的甘蔗所)

甘蔗所成立比较早,成立于195610月,当时是属于国家食品工业部食糖管理局,当时国家要在全国发展制糖产业,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要把中国的糖业发展起来,然后同时在四个省:云南开远成立开远甘蔗综合试验站,广西南宁成立南宁甘蔗综合试验站,广州成立广州综合试验站,四川成立试验站,以当地现有的单位为基础成立试验站。像开远之前是在木棉站,叫木棉农场,又叫开远农场,连同木棉站的人员一起吸收进来,当时的木棉站就十多二十的人,老同志、老革命愿意在甘蔗所的就留在甘蔗所,愿意去其他地方的就去其他地方。然后这个站应该是到了60年代变为云南省农业厅管理,叫云南省农业厅甘蔗科学研究所,加了科学两个字,之后中途有两年又下放到红河州农业局管理,在文革期间又划为农业厅管,再后来到1976年农科院成立以后,这些所就划为农科院管理直到现在,就定名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

(开远农场并入甘蔗试验站的批复)

当时分来的时候是,农科院要求每个所要成立科研生产管理科,我们科研管理科就没人,就从院里面抽调一个科长来,叫杨芬,原来植保室的副主任,科长也是个光杆司令,需要一个人,就抽调了我。其实那个时候科研生产管理科也不单纯的要做管理,还要做科研,因为全所都是以课题为主,真正的科研管理科事情也不多,一年只交一个年底总结,一个半年总结。一个单位只有两三个课题,我跟着当时栽培室的主任侯良宪做课题,叫山地甘蔗丰产栽培技术研究,这课题开始是我们所的自立课题,两万元的,后来干了一两年,就变为省科技攻关,那个时候的科技攻关还比较大的,有20万的经费,那个是1992年上的课题,当时甘蔗所上了两个科技攻关,一个是符菊芬主持的甘蔗新品种选育,一个是侯良宪主持的山地甘蔗综合栽培技术研究,我就跟侯良宪搞栽培,一直干到95年,96年完成,97年报奖。

要说最困难的事情,客观讲90年代包括很长一段时间,整个单位的工作作风都比较拖拉,比较散漫,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办公室经常没人,当时甘蔗所只有一部公用电话,从外面、地州上的来电话了,我天天忙接电话,接到电话就去家里喊人,到处找人。我当时清楚记得,我们所长开会就说:你们要来上班呢,上班才叫工作呢,有些同志就说:我在家里也上班呢,在家里我也看书看资料,我也出去调查呀。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氛围真的就是这样。90年代初,我们甘蔗所基本上没人看得起,人家从来不叫我们甘蔗所,都是叫甘蔗试验站,然后我们自己人又取为“村子”,我们这些年轻人找媳妇也找不着,别人看不起这个所,说是农民单位,农业科研单位就是农民单位;当时的整个收入水平跟社会地位也是很低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9293年那个时候,我跟我们所刘少春骑单车去街上,要去放单车,守单车的老奶问:“小伙子,你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我在甘蔗所”,人家老奶就说:“哪里来的甘蔗所,就甘蔗试验站了嘛,小伙子,那个单位都会能去?那个单位肉麻(注:可怜)得很!”连守单车的老奶都看不起我们。

(甘蔗所旧貌)

改变的最初

整个改变也是随着整个管理体制的改变而逐渐改变的。当时我们单位又破又烂,几十年没什么改变,那个时候吴凡是院里的计财处处长,为所里面争取了不少资金,我们就把办公楼盖好,把住宅区也盖好了,到93年的时候全部盖完。虽然房子有了,但整个环境还是破破烂烂的,门口乱堆大石头都没人管,出门都会被石头绊倒,我们就组织小区的人去挖石头,挖路去,按理说新房子盖好以后,水泥路也会修起来,绿化也要弄起来,但是没有弄,反正拨钱过来盖房子就盖好房子,其他绿化美化就没人修没人管,大门没人修;新房子跟烂房子都在一处,以前的小房子都是小平房,还要围个院子,栽几棵果树,还要养几只猪,养几只鸡,挖一个厕所。这种环境真是不搭调。

现在变化肯定很大,客观讲我们变化是有两个变化:范源洪做了所长以后,人有现代意识,有本事,就开始改变甘蔗所,那个时候我是副所长,我们所领导班子成员几个心比较齐,都认为都有决心甘蔗所要靠我们几个把它发展起来,大家好好做这个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有变化了,甘蔗所争取资金买了第一辆车,云南省第一批帕萨特轿车,之前我们甘蔗所还没有车子,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就是所里的绿化,至少要有一小块样板出来,那个时候我们花了40多万,在甘蔗所的门口,做了一片绿化,然后新修了水泥路,新盖的房子旁边没有水泥路的也弄好,通过这两件事,所里面貌比原来有了很大的改观。

(变革的开始)

第二个变化是范源洪做了所长两年之后,我们就从国家农业部争取了甘蔗品种改良分中心建设项目,我们所投入了资金500多万,把下面田里的路打通了两条,接着资源圃改扩建又争取了250万,盖了现在的这个楼,然后又开展了职工的集资建房,那个时候叫经济适用房,我们从60多平方小房子的一下子搬到了130140平方米的房子里。总结下来就是两个观念;一个是团结干事,一个谋发展。

范副院长上调院里以后,我们所里又继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个是当时范副院长在的时候没有系统完成的一部分,到了我担任所长这10年以来,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把沿街的房子全部盖起来了,以前沿街的房子新老都在,我们把这些老房子全部拆除,除非是有文化古迹的,一间不留,那个时候就拆房盖房,在我手上盖了上亿的房子,绿化全部弄起来,一层一层的做好工作,一代一代把单位发展得更好,总之就是要有人想干事,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想干事就能干成事。

发展的最初。

那个时候我记得,包括范副院长担任所长的时候,工作氛围就不同了,所有领导干部该调整的调整,该补充的补充,那个时候我们加班加点的干,那个时候,我们经常通宵的干。有两个例子,2003年下半年,申报国家甘蔗品种改良分中心的时候,我们是四天四夜不睡觉,把材料赶出来,那个时候,0203年的时候电脑还不太普及的情况下,当时甘蔗所只有一台手提电脑,人写的写,画图纸的画图纸,打字的打字,校稿的校稿,四天四夜不睡觉把稿子写出来,通知很急,一个星期要上报到部里,当时说白了就是我跟范源洪两人做的,其他的就是打帮手;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范源洪让我提前两天先上昆明写着稿子,然后农业厅一个叫陈跃的处长(对甘蔗所发展帮助很大的人)看着我没电脑,什么都没有,说:你上昆明来干什么,没电脑怎么写法。陈跃又把他处里的电脑拿来给我用,帮了大忙。第二个是过了一年,我们报省里的科技进步二等奖, 720号前要把这个奖报出去,我们甘蔗所是最后一家提供材料的,在昆明我们是十天时间把那个奖的所有材料全部写好,当时星期六星期天根本不管了,我们两个也是四五天的不睡觉,最后遇到差了材料要叫所里补充,打电话到所里,可怎么打,办公室都没人接,范源洪就骂:“怎么上班时间一个都不在办公室,是干什么去了!”,最后终于打通张正清副所长的电话,张正清吓到:“所长,今天是星期六呀,不上班呢。”

(甘蔗地)

说实话甘蔗所那个时候还是辛苦的,经常是在所里做项目材料到半夜,一点钟开车赶上昆明,然后天亮就找各个处室汇报工作,那时候晚上12点上昆明太多了;本来想着那个材料下午6点钟做好,6点干不好,就在单位直到弄好,到半夜12点,或者2点、3点,做得最晚的是凌晨4点多,才往昆明赶,到昆明就天亮,根本没时间睡觉,到了以后就汇报交材料去。我们那个时候晚上开会不到凌晨1点不会下会,下午开会不到晚上7点不会下会,还经常搞通宵会,开最长的会议是两天两夜。

说实话,一个单位能有几个人能够这么吃苦,特别是主要领导,领导身边又有这么三四个人,能像这种吃苦耐劳,只要这样,关键时候就没什么问题了,然后大项目要来的时候,下面的人该怎么做就做着走,就很顺畅。

回忆我的前辈。

应该说我们甘蔗所的好多老师都不错,当时甘蔗所科研强,就因为有四位老师,就是号称甘科所四大金刚的程天聪、侯良宪、马应忠和楚连壁四位老师。我最先就是跟侯良宪老师,跟着他干栽培课题,这个老师是我们甘蔗所非常有本事的一个老师,同时侯老师也是我们云南甘蔗界最优秀的老师之一,侯老师特别厉害,出门讲课从来不带讲稿,声音洪亮,中气又足,水平又高,讲课能讲一天到晚,都不觉得累,这位老师应该说对我的思维启发很大,他对做科研,做实验很有一套,人也很自信;第二个是段昌平,我们的老所长,我跟侯良宪做课题的时候,他就对我说:小张,你这个人也不错,还是找点事给你独挡一面做做,当时他给我两个机会,当时有一个去日本进行一年的交流培训的名额,那个名额是本来打算是给我的,我说外语没陈学宽好,因为陈学宽他们去南京学外语学了一年,后来陈学宽去了。然后过了半年,农科院院里有个课题也比较重要,他叫我来主持:旱地甘蔗栽培技术研究,主持这个项目我们干的也比较好,然后又遇到省里要大力推展旱地甘蔗的丰产栽培技术,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侯良宪退休,我又刚好干这个事情的,当时99年,我就被列为云南省旱地甘蔗栽培组的组长,那个项目有800万的项目经费。

(甘蔗所科技大楼)

甜蜜事业的传承。

不管什么时代,我觉得整个所的科技人员都要立足三农,为农业提供科技服务,致惠云岭,立足云南做最有力的科研,最好的科研,甘蔗所不管什么时代,大家都有个主心骨,就是一定要为农业科技做最好的成果出来,个个都在朝这个目标迈进,所以我们所的人出去,在全省各地都很牛,在甘蔗界提云南省甘蔗所,提起人来,都是顶梁柱,我们去任何地方,包括老一辈到现在的科技人员,在云南省甘蔗产业中建立起来的学术威信,让我们讲话都是硬邦邦(过硬)的,我们的成果也是硬邦邦(过硬)的,这就是在行业中的影响力。

我认为,农科精神就是一种使命感,干这一行,干甜蜜的事业,都能够不怕苦,不怕累的干,抵着干,干出过硬的东西出来,这种精神就是实实在在,硬邦邦地做科研工作,做科技服务工作,很勤奋,这也是甘蔗所的精神精髓,不论是谁当领导,谁来管理,下面都有一帮人在积极地做事情,这也是一种学术技术水平的自信,是文化自信。

(甘蔗所科研基地机械种植)

我们整个所的人个个都是好样的,整个所的管理制度、各方面比较正规,不论在什么地方,工作又勤奋,并且每个都有这种文化自信的支撑,对产业发展的强大支撑,有这么一个主心骨;为了把单位建设好,现在我们甘蔗所提倡的四级化:创新的科研团队,规范的管理平台,优质的后勤保障,和谐的人文环境;以重大的科研成果来激励人,以优秀的农科文化来塑造人。

现在我们的年轻人都很不错,稍微有点不足就是,现在年轻人下基层的少了,实验室在的多,因为这几年我们甘蔗所,农科院的实验条件变好了,大家又开始偏重基础研究,这几年我们基础研究比较多,国家基金上的也比较多,但是怎么跟生产对接,怎么解决问题这种思路好像有所弱化,我怎么对症解决田间地头的实际问题,怎么对症解决甘蔗产业发展关键需求的科研比较少了;老一辈是在田间地头找课题,现在是对着实验,对着资料找课题,所以希望我们年轻人,一定要打好基础,瞄准我们的产业发展需要,特别是要瞄准我们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围绕国家供给侧改革,积极思考我们蔗糖产业如何在新的领域闯出一片天地来,要有这种高远的思路,怎么把这个产业扩开,把我们产业链延伸,往蔗糖新产品,新兴产业道路上走。

(录音整理、编辑:李复兴、邓君浪,审核:刘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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