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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挖掘访谈录之十五—张为林:孜孜不倦的追求
—张为林:孜孜不倦的追求
发布:qgc   发布时间:2018-01-03   浏览次数:255    [] [] []

    编者按:2017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启动了全院历史文化挖掘工作,希冀通过深入挖掘建院以来我们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机构设置、重大科技成果创新、重大历史贡献、重要科技人物及历史建筑、历史古籍等,认真整理梳理我院农科文明的传承脉络,深入挖掘农科文化的丰厚底蕴,不断丰富与时俱进的农科精神,擦亮“云南农科院”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使历史文化与农科文化相辉映,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铸就“追求卓越、创新创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断增强全院发展的文化自信,为我院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文化支撑与文化引领。近期,全院历史文化挖掘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组、工作组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征集等,将陆续刊载全院历史文化挖掘工作访谈录、老照片(老图片)、征文等,以资记录。

本文根据云南省农科院甘蔗研究所退休干部张为林访谈录音整理,仅代表讲述者个人观点,未经本人审阅。

张为林老师


从金平到开远

我老家是弥勒竹园的,我原来是在昆明上学后,1968年年底毕业直接分配到了金平,报到的时候应该是1969年1月,在五七干校在了一段时间,当时分配来的大中专院校的都是分配到县五七干校,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几套机关都在五七干校,在了三年五七干校,最后干部都走完了,我们就归队了,那个时候叫归队,就归到了县农技站,73年的时候全省四级科技网建立,县这一级就把农技站改为农科所,会议是在大理下关召开,我去参加了会议,回来以后就安排负责农科所,就任所长。到79年2月自卫反击战开始,当时分区司令员就去大礼堂作报告:四十岁以下的人员一步也不能离开红河,参加自卫反击战,能做担架队的就做担架队,能做后勤的就做后勤,能挖烈士坑的就挖烈士坑(可理解为就地支前),我们单位当时四十五岁以上基本转移到泸西,当时的农业局就剩下我们这些年轻的,差不多就是二三十岁左右的,整个农业局的这些人基本就是我负责的,白天到山上挖烈士坑,男同志一天挖两个,女同志一天挖一个,按人头有任务指标,完不成任务后果很严重,晚上的时间就到粮食局加工炒面,女同志还分装一些腌菜,支援前线,有的还负责烧开水,当时的部队相当多,山大、交通还闭塞,东西还不一定能运上去,这种情况从79年的2月持续到4月结束。自卫反击结束了一段时间后,我就收到调令,我因为夫妻两地分居,自卫反击战前我就写申请调动工作了,申请通过的时间也比较短,据组织部的说本来反击战之前就准备下通知的了,但是因为这个自卫反击战到8月才下的调令。

来到甘蔗所

我是1979年调入甘蔗所工作,我调入到甘蔗所是因为夫妻两地分居,我爱人当时在甘蔗试验站工作,也就是现在的甘蔗所前身。79年之前的情况听说一些,原来甘蔗所建所是56年9月,隶属于国家轻工部的开远甘蔗试验站,这个试验站实际上是由三个单位合并:建水曲江的棉作站、开远木棉试验站、开远农场合并的,建立在开远主要是考虑交通方便,气候比较合适,主要是搞木棉,以后逐步转为甘蔗的选种、栽培、植物保护等。实际中间的隶属关系几经变更,起初是由省农业厅主管,后期划到红河州农林局主管,之后农业厅又收回管理了一段时间,76年省农科院成立后科研单位归类,就划归农科院管理,之后就一直属于农科院管理,原来的试验站名称就改为云南省农科院甘蔗研究所。

正式调到甘蔗所之前,也因为各种出差、探亲每年都要来几次,到79年我调来的时候,甘蔗所的环境还是相当差,就是有点土基房,几栋矮房子。办公楼是个两层的房子,还是建所50年代的盖的,烂兮兮的,修过几次的;职工住宿环境也是差的很,就像我们夫妻两个,加一个娃娃住的就是一个11平方左右的房子,三个人一张床,一张桌子,吃饭是所里办的食堂,后期慢慢的调整,就多得一间,两个房间也就是二十多个平方的土基房,防个老鼠都防不住,堵了这边那边通,下雨也是漏的不得了,年年都要补漏,当时热天也没什么空调之类的,那时候没这个经济条件,所以来的时候有点小瓦房就是洗澡间(在水塘边过去点),职工砍甘蔗之后就来这边洗个冷水澡,冲个凉,就只有这个条件。

有个小故事,是职工住宿问题,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有人来敲门:“漏雨了,书记,帮我们看看去”,最根本的要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后来因为这个吴凡,当时的院计财处处长,我们是在党校就认识的,就找他聊了几次,请了原来的省计委投资委员会的穆处长来到甘蔗所,看办公环境,看老专家和职工住宿的情况。后来,在穆处长的积极促成下,最后省计委在80年代投资了380万,然后把老的综合楼,8栋职工宿舍也就是福利房,由省建四公司承建,用了几年,在省计委、农科院的支持下把职工的住房问题解决了,这个时候心就落了,后来条件更好了,也就有基础换到更好的住房。

那些年的科研工作

我进来的时候还是搞科研,79年-83年在栽培研究室搞了五年的科研,因为本身的专业也是,和侯良宪他们一起。那个时候的科研条件相当差,一把尺子,一个卡尺,就搞科研了,最多就是一个皮尺,一个锤度计,像我们搞一些光合作用的测定什么的,到广州华南大学(以前叫华南农学院)去学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这样、那样的条件都没有,一般的光合作用测定我们这里基本可以做,微量的就不行,要到中科院昆明植物所这些地方才能做,后期才能到院里生物所做。后来慢慢的好起来,当然现在条件好,搞什么测定都可以。

当时的科研干部也是要干活的,那个时候调查、安排实验从划线、怎么栽、种苗怎么摆一直都是我们带着干,没什么干部工人之分,我们不是说去当指挥,是要教要干,甘蔗怎么摆、土埋多深、覆多少土、地膜怎么覆盖都是手把手的要教技术工人,薄膜在甘蔗上的应用就是从这里发起的,最早就是在我们这里弄的,全省特别是甘蔗上的首先由我们这个栽培室一起弄起来的,包括对宿根蔗、新植蔗上怎么使用这些从这里开始的,我们逐步摸索出一套规范的,然后培训,培训全省的甘蔗主产区的技术人员,都在这里培训,培训过几期。

从原来的在资源利用这块也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一个是收集、另外一个把收集来的怎么保存好、能够利用,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要选育出一个甘蔗良种一般要十年左右的时间,特别野生资源进行远缘杂交,经过各个系谱要的时间更长,直到现在可能些一些材料苗头,但是说客观一点,从全省来说我们现在能够一个推广上百万我们自己的一个良种,很多上都是外面引进的,自主选育难度很大,周期很长。从9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合作,就是为了共同的研究选育更高糖,更优质的、高产的良种。

到了1984年全国性的机构改革,当时也老同志要让出位置来,提拔年轻干部,也就是“四有”干部,就把我推到领导岗位,老同志基本留着个别的,其余的基本上就是一起上,我是负责当时党支部,先任副书记,后来就任书记,先后和段昌坪与范源洪两位搭班子,直到2004年退休。

回忆扶贫工作

说实在的,除了自己的科研以外,扶贫我也跑了好几个地方,原来的怒江、泸水、孟连等这些地方也去了。从95年,原来规定是5年时间然后结束,省里分着任务的,作为科研干部来讲,说实在的扶贫没什么成果,对职称是有影响的,基本没人愿意去,但是作为一个省里下达的任务,另一个为了边疆少数民族的能够摆脱贫困,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所以当时就说我去,我点当时植保室的黄应昆的将,另外一个已故老同志朱学贵,我带队我们三个去,我们就负责发展他们的甘蔗,到孟连后,经过调研发现,甘蔗种植面积不小,但是单产太小,建一个糖厂两条生产线,原料只有10多万吨,吃不饱不够榨,孟连方面也希望能够提高单产,让糖厂能够吃饱,希望能够把产量提高到25万吨,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我说这个问题不大,只要你们有这个决心,糖厂配合好,一个是从品种入手,然后就是栽培上,改善栽培方式,水肥保足,采取以点带面,做好一点然后带动其他的附近的,在孟连计划是准备5年,后来实际是3年就完成了,首先是抓良种,然后是抓技术,另一个是抓培训,第二年样子就做出来,第三年良种大量的从所里调运,最后这个地区的样板会都在那边开,由原来的10多万吨到第三年就突破30万吨,几千万的效益就出来了。

谈农科精神

不论在金平也好,在甘蔗所也好,这些老一辈技术干部、专家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对科研的执着这种精神,孜孜不倦的这种追求,对自己事业的全身心投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工匠精神,就是这种精神相当执着。个人的得失都抛开,为了在科研上取得很好的成果,更好的服务于全省甘蔗产业产生贡献。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代、中青年一代,还是要继承老一代专家的好的优良传统,很好的传承农科精神,把自己的事业追求、目标,与整个省的甘蔗产业结合起来,产业的发展,我们才好过,产业萎缩,我们日子也不好过;也为省里的扶贫攻坚做出很好的服务,我们的科研如果只是为了出点成果、专利、为了拿去申请奖励,不拿到主战场去发挥作用,那我们就没有希望,我们科研人员更多是室内研究和田间结合起来,不能脱离,要和实际生产紧密的结合起来。我们科研所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生产上关键性的技术问题,促进产业的发展,这是我们最根本的问题。

(录音整理、编辑:李复兴、邓君浪,审核:刘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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