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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挖掘访谈录之十八—吴自强:实践与坚持的科研人生
—吴自强:实践与坚持的科研人生
发布:qgc   发布时间:2018-01-03   浏览次数:2791    [] [] []

   编者按:2017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启动了全院历史文化挖掘工作,希冀通过深入挖掘建院以来我们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机构设置、重大科技成果创新、重大历史贡献、重要科技人物及历史建筑、历史古籍等,认真整理梳理我院农科文明的传承脉络,深入挖掘农科文化的丰厚底蕴,不断丰富与时俱进的农科精神,擦亮“云南农科院”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使历史文化与农科文化相辉映,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铸就“追求卓越、创新创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断增强全院发展的文化自信,为我院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文化支撑与文化引领。近期,全院历史文化挖掘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组、工作组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征集等,将陆续刊载全院历史文化挖掘工作访谈录、老照片(老图片)、征文等,以资记录。

本文根据云南省农科院原院长吴自强研究员访谈录音整理,仅代表讲述者个人观点,已经本人审阅。(文中Q表示“问”,A表示“答”。)

吴自强老院长

引言:今年院里启动了全院历史文化挖掘工作。我们院所建设发展了这么多年,以前写过院志、所志,是从“志”的角度来记录历史。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历史文化挖掘,通过普查调研、实地走访、查阅档案、征集老照片、旧图片,开展征文活动等方式来回顾历史,教育后人。今天来到吴院长家里,是想请吴院长接受我们一个访谈,请您给我们讲讲院、所的发展历史,您所经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对农科院建设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瞬间,让我们现在的农科人、年青人,特别是后来的农科人更多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让我们的历史更加丰富。


西南农科所与云南农科院的渊源

Q:吴院长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吗?

A:在武汉大学读了两年,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七个省的大学有关专业合在一起成立了华中农学院,就是现在的华中农业大学。我老家是湖北黄梅县,我是1950年考上武汉大学农学院。我为什么学农呢?当时受苏联电影《集体农庄》的影响就选择了学农。学农的很艰苦,但是作出了成就也很有荣誉感。

我是1954年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当时还是大区的西南农林部,那是中央的派出机构。没多长时间,大区就撤销了,我和老伴就分到西南农科所。在西南农科所成立的那天,农林部的王部长把我们带到西南农科所,我们就是西南农科所成立那天参加了工作。那之前的事情我就不太清楚了,以前的事情要找李月成同志,他原来就在南京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后来在北碚歇马场有个农业试验场。当时的场长是冯光宇,他是搞玉米的,现已经过世。据我所了解,西南所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到了西南农科所后,我的工作地点主要是在云南,老伴主要是在四川工作。我们是搞植保的,我在学校时昆虫学得比较好,是课代表。但是当时有个稻瘟病研究的项目,要出差到云南驻点,所以领导就安排我搞病害,叫我老伴在四川搞虫害。我们的业务服务范围主要是在云南、四川、贵州和西藏这几个省(区)。

Q:当时大区的首府是设在重庆吗?

A:是在重庆,西南农科所也是在重庆北碚歇马场。现在中国农科院的果树研究所就是在我们原来的地方。西南农科所原来是中央的编制,业务上由中国农科院领导,党的关系由重庆市委领导。1958年,云南、贵州和四川三个省的省委书记在北京开会,云南省委书记就提出,四川有西南农科所(重庆)、四川农科所(成都),贵州也有农科所,而云南没有,云南只有农业试验站,四川的科研力量很强,希望能支援云南。于是三个省的省委书记就商议决定把西南农科所搬迁到云南,变成云南省里的编制,1958年就搬过来(昆明)了。

Q:吴院长,您说三个省的省委书记决定把西南农科所搬过来,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搬过来时,最早在什么地方?

A:是1958年搬过来的,从重庆搬过来时住在交三桥的一个学校里,后来又搬到了蓝龙潭水利学校。我没有回重庆,我就一直在晋宁。

Q:当时云南农业试验站是在大普吉吗?

A:是在大普吉。

Q:搬到蓝龙潭时就叫云南农科所了吗?

A:不是,搬过来还没有正式成立,两家(注:西南农科所与云南农业试验站)还没有合并。后来又搬到蓝龙潭,然后又搬到瓦窑村,农场就是在瓦窑村设立的,最后搬到了桃园村。搬过来后,省委农村工作部赵部长就选址问题提出了几个方案。一个是在大普吉的试验站,但是在大普吉发现了铜矿,是工业区,所以那个地方不行。还有一个是在昆明市农科所那个方向。最后赵部长说农大在北郊,你们就选在农大附近吧,最后就选在了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能代表昆明市,海拔快到1900米,是昆明市最冷的地方,土地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当时因为农民的土地要交公余粮,人少地多,都希望少一点土地,所以在划分土地时是拿着一个烟锅(烟袋)指指界限就划了,好像也没有签订什么手续。那边的农业气象站的一大片土地也都划给我们了,当时农场就设在桃园村那里了。

1956年,西南农科所大楼前部分科技人员合影

Q:吴院长,当时在蓝龙潭在了多长时间?

A:在蓝龙潭大概在了一年多,我们人是住在那里,但工作是在桃园村,有些工人就还住在瓦窑村八角楼附近。

Q:在蓝龙潭的时候还是叫农科所吗?是否把大普吉的合并过来了?

A:是叫农科所。大普吉已经合并过来了,他们人不多,主体还是西南农科所。我们来的时候,科研人员,仪器设备,除少量分给四川和贵州外,大部分都搬来云南。包括畜牧所,畜牧所的奶牛是用飞机运过来的,有一头奶牛在重庆市产量第一,一天产量大概是60斤。奶牛饲养得很好,每头牛都有档案记录。

Q:选址在桃园村的时候,设在瓦窑村的是否是一个指挥部或者是筹备组?

A:是农场办公室。

Q:农科所这个名字大概是到那一年?

A:农科所这个名字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站队划线完了之后,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大概是1965、66年。那个时候第一栋大楼盖起来了,就是原来假山旁边那一栋红砖大楼。

Q:1976年以前都是叫农科所,当时下面的部门叫什么,比如我们现在有什么所之类的?

A:那个时候是叫系,和大学的设置一样,解放初期都是叫系,成立院以后才叫所的。

Q:成立院的时候有几个所?

A:有粮作所、植保所、情报所、园艺所、油料所和土肥所6个所。下面的所(驻地州)原是归农业厅管,后来农业厅才交给我们的,包括蚕科所、甘科所、茶科所、烟科所、热作所(潞江坝)。

西南农科所温室前科技人员合影

Q:当时畜牧所分出去了吗?

A:分出去了,归农业厅畜牧局管。后来和志强省长在元谋召开了一个有关金沙江流域干旱河谷地区开发的会议,我也参加了。和省长很有远见的,他要在元谋成立一个种质资源圃(即后来的热区生态所),为开发干热河谷地区提供植物品种。后来选址、选地都是我与钱为德、樊永言同志几个一起跑的。当时地址是一片荒地,寸草不生。我还照了几张相,后来交给了沙毓沧同志,要他们好好保存,将来作为一个历史资料做对比。为了基建经费,我跑了两年财政厅,两年以后才得到落实。

Q:1976年以后,整个桃园村就开始建设,成立院了,首任院长是谁?

A:首任院长兼党委书记是翟文涛同志,他原来是晋宁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后来是文山地委书记,他和后来的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关系非常好。安平生原来是在广西百色地委书记,和文山是紧邻的。翟文涛之后党委书记是张明远、吕堃(原云南日报的副总编,西南联大毕业的,是历史学专家)。之后,我的前任院长是程侃声、孙方同志。


八角楼的故事

A:为什么要八角楼呢?八角楼原是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非常漂亮,有很多花卉、果树。当时樊同功同志当副院长,他是一名老红军,分管后勤,对园艺很感兴趣,于是他就找到植物所,想把八角楼要过来,植物所就提出要帮他们盖一些建筑,就这样交换过来的。


在晋宁的五年

我是1954年就到云南,一直住在晋宁县。解放初期,晋宁县种的水稻品种都是籼稻,海拔1700米左右的地方是籼稻和粳稻交错的地方,种籼稻的好处是用肥少,产量高。但是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大,产量不很稳定,农民说:碰着一年是“楼上楼”,碰着一年是“滚楼头”。“滚楼头”就是气候不好的时候,后期低温时就容易发生稻瘟病、泡呛等,空壳率就比较高。解放后耕作制度有所改变,所以稻瘟病大流行,有些颗粒无收。所以我到晋宁就是研究防治稻瘟病工作,我在晋宁驻点共五年时间。

Q:当时您的身份是西南农科所的吗?

A:是西南农科所的,是在晋宁驻点。驻点五年期间,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因为农民的生活习惯,一天只吃两顿饭,我又年轻,早晨饿得心慌,工作和生活条件很差。相当艰苦。

Q:当时是凭介绍信吗?

A:是凭介绍信。到云南工作不只是我一人,还有搞小麦的和水稻品种的,我们集体由西南农科所办公室主任游志昆先生带队,到云南来与云南省农业厅的领导接洽,然后就分散开展工作。

Q:当时不通铁路吧?你们是从贵州走还是从昭通走?

A:从贵州走。坐汽车,要经过好几个县,到沾益后才改乘火车到昆明。在路上要走七天,沿途食宿条件很差,坐的车是原苏联的“吉士”牌的大卡车,后面改装了一下,在货箱中安装椅子,可以坐20人左右。

Q:您是在晋宁的哪个地方?

A:是在晋宁的晋城。当时晋宁和昆阳是分开的。

Q:晋宁的工作结束以后呢?

A:在晋宁工作了五年。我去的时候,没有抗病品种,也没有有效的农药,如何防治稻瘟病是一个难点。另一方面,我是从武汉来的,到云南后耕作制度完全不同。我们没有见个挖垡子,板锄有四公斤重,挖几下手就打起泡。因为耕作制度不同,又只有我一人驻点,没有办法,只有向农民学习。为了把工作做好,我就在县里帮他们把科技队伍和网络建立起来,凡是初中生以上的知识青年都组织起来,给他们讲课培训,以点带面做出样板。为了躲过后期的低温,采取提早节令栽秧。稻瘟病的发病条件就是前期疯长,后期低温,就像人体一样抵抗力差了,就容易生病。合理的密植,原来是满天星栽,我在云南是第一个推广条栽,采取单行条栽和双行条栽两种模式。通过合理密植,密植增加了,但通风透光更好了。再一个是合理施肥,重视基肥。这一套“保健栽培”增加植物的抗病性,就像人一样提高免疫力。这样,病害就明显减轻了,而且还增产,就这样搞了五年。第一年在田中调查发现,在重病田里竟有几株无病植株,我就把它采来到第二年繁殖,再用病菌接种,如果接种都接不上,就说明是抗病的。我通过这种方式筛选出100多株穗子,下一年再单独栽培。在品种抗病试验时,不抗病的全部淘汰,抗病的就留下来进一步试验它的产量、品质、生育期,如果合适了,就把它选出来。五年中选出了“矮颗红”等品种,在昆明首先突破了500公斤的产量,那时昆明一般的品种产量只有200-300公斤。这个品种示范推广100多万亩。从育秧开始,本地原是采用水育秧,我采用水旱育秧,就是面上不淹水,四周沟中放水,这样培育的秧扎根深,健壮。采取这一套栽培措施后,达到了防病增产的显著效果。县委很重视并对我进行了奖励,被评为一等先进工作者,还叫我到县委吃小灶,那是只有县委常委才能享受的小灶,只有6、7人,一般人不行。西南农科所也对我进行了奖励,通报表扬、晋升两级,还奖励了我一部永久牌单车。

Q:奖励您的单车是公车还是私车?

A:就是奖励给我个人的。这部单车是在重庆拆散后包装起来,用火车托运到昆明。我领这部单车时,是从昆明火车站领来再组装,从昆明骑到晋宁。这部单车很有用,以前出门干活是靠两条腿,我要到各乡工作,每天早晨吃了早饭就下乡,晚上回来吃晚饭,有时是在外面吃晚饭,有部单车对我的工带来很大方便。

Q:晋宁的工作做完了以后呢?

A:晋宁的工作完成后,县上就发公函到所里,挽留我一直做下去。后来武定县也发生稻瘟病,我又到了武定县,在武定县驻点工作了三年。在晋宁和武定这八年对我锻炼成长受益最大。到农村后,我熟悉了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不仅是水稻,小麦、蚕豆等作物我都有了更多了解,知道了生产上存在什么问题,对当地农村生活习惯、耕作制度,土壤、气候等我都有了深入的认识。如为什么要挖垡子?挖垡子后要暴晒,暴晒后肥料的施放就不同,铵态氮释放的肥效要多一些,这些和稻瘟病的防治都是有关系的。还有农民为什么重视基肥,后期不能施肥?因为云南的气候环境,后期低温,施肥容易疯长生病。通过这些,我就体会到防治病害不能光靠打药,打药只是辅助手段,更重要的是品种和栽培。

例如玉溪发生稻瘟病了,玉溪的地委书记就打电话给农业厅,当时我们归农业厅管,农业厅厅长张振军就派我去。玉溪州城镇的水利、土壤条件都好,劳动力也很强,栽培的也是籼稻,因稻瘟病严重,年年产量都不高。怎么办?要我们帮它解决。当时我就想到可能是土壤太肥,我就提出小春不种豆,改种小麦。当时喂猪饲料都是用蚕豆杆,就提出如果改种小麦,喂猪的饲料怎么办?我说改变一下习惯,小麦杆打碎后也可以喂猪,小麦麸也可以喂猪。但能不能种呢?我就开始调查。有一家解放前种过,面积不大,但是产量折算每亩能达300多公斤。后来就跟县农技站合作规划。地委提出要我们派一名科研人员帮助他们种小麦。我说不用,我们有一位工人冯志明同志,他在昆明种小麦达到1000斤的产量。县委领导多是北方来的,对小麦也感兴趣,冯志明来到玉溪后,就以冯井为样板,在各个生育期,开现场会,培训推广栽培技术。结果当年小麦就达高产。反过来,第二年水稻稻瘟病也控制了。小麦需要大肥,种了小麦就把肥料吸收了,大春的时候,土质就不是那么肥了,达到了大小春平衡增产。这些都是驻点从实践中得来的。


从科研到管理

Q:成立院的时候,吴院长当时是在院里还是在所里?

A:我在所里面,是植保所的副所长。

Q:吴院长任院长是那一年?

A:是1983年任的院长,我当了9年。我当时很不愿意干(管理)这个事,我是搞微观研究的,我热爱我的专业研究,搞管理我是外行。

A:您原来手上的课题项目怎么办?

Q:担子很重,一天非常忙,为了集中精力搞好行政管理,再没有时间搞科研了。我原来是搞真菌病害,后来又搞病毒病害,我那一套病毒病害防治研究后来交给了何云昆同志。何云昆后来又去搞马铃薯了,我就物色到张仲凯同志。没有办法,我搞的植物病毒专业如果丢了就太可惜了,现在张仲凯接班,他搞得很不错。

Q:1976年之后就正式成立了农科院,您是否可以给我们讲讲您退休之前印象非常深刻的几件事情,对农科院发展比较关键、重大的事情?

A:一时想不起来。当院长后,有几件我经手的事情,在院里我常对后面的人讲。因为体制等原因,我们是有“钱养兵,无钱打仗”。我们是吃“皇粮”的,发工资没有问题,但是要搞科研,要做一些事情,这个钱就没有。当院长自己掌握不了多少钱,开销又大,交通、职工福利、学校、派出所等各方面都要钱。搞科研的钱从哪里来?就只有向科技厅、财政厅等单位申请,那时要买一部汽车都要到计委求他们审批,不然没有办法,这是最难的。所以我们要做工作,要在省里面做出几件大事,轰动性的事情,这样省委和省政府才会重视和支持我们。老省长和志强是科研人员出身,是地质专家,他和我们共同语言比较多,来往也比较多,互相之间相处得比较好,说话就比较随意。他每个月要把各个科研院所领导召集起来座谈,可以提意见。我就说我们农科所的“农”应该加三点水,“太浓了”,我们真是太难了。我说我希望搞目标责任制,我们和省领导签合同,您给我多少钱,多少条件,多少任务,如果完成不了,你打我的板子,撤我职,我就提过这个意见。但是这个体制不行,科研是一个副省长管,农业是另一个副省长管,这就比较难。但是我们不光是搞好科研课题,还要为云南省当前农业生产服务,为三农服务,一定要做出轰动性成绩。

我在任的时候我认为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事情。第一个是中日合作课题,中日合作课题是怎么来的呢?当时我们云南的水稻资源在全国、在世界来说是非常丰富多彩的,省外的广东、浙江等省份开发比较早,老品种留下来比较少,云南比较封闭,地形气候复杂,老品种留下的很多,野生稻也有三种,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而日本是缺乏资源的,他对我们这个就很感兴趣,想搞一些资源到日本去,就想派人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育种。为了这个题目研究了很多次,《利用遗传资源培育抗病、优质、高产、耐寒品种》,这是农业部给我们云南思考的一个题目。我们谈判了一年,我们的要求是每年各出50个品种资源,共同研究(我们每年出的品种基本上都是改良品种,只有少数地方品种)。日本专家到我们这里来的费用自理,设备及设备运输、维修费用均由日方承担。由于当时我们没有学日语的工作人员,是从东北农科院借了一个翻译人员过来。为了便于工作,我又和日本谈,提出每年派一名工作人员到日本学习,可解决语言障阻问题。并派一名领导干部到日本交流,所产生的费用由日方承担,还要他们提供两部汽车供工作使用。经过一年的谈判,最后到了深圳这些条件日本人都答应了,这个事情才落实下来。这个项目在日本是投资最多,历时最久的,一共干了十五年之久。回想起来,当时我国还很封闭,还没有对外开放,涉及国际科技合作特别是资源项目,总感觉外国人都是来搞我们的品种资源的,所以中国农科院,国家科委都反对,担心我们把资源流出去。但是当时的中央委员、农业部何康部长、林乎加部长等中央委员都支持这个项目,最后是在翠湖宾馆签合同。那天大概是下午四点,是我和他们(日方)签的。在签合同之前一直都定不下来,我就打电话给何部长,请示怎么办。后来何康部长说:“您签,我负责”!这样合同才签下来的。何康部长是很有远见的,他说:“稻种,石油都是资源嘛,像我们的品种资源,如果不用,就是草,用了就是宝,以宝换宝,珍珠换玛瑙”。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何况在农业上,粮食是为人类服务的,又不是在国防上,还需保密。我们用几个品种换了很多东西回来,是很受益的,其实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因为有三名中央委员的支持,这个项目就这样就一直搞下去,培养出很多人才。比如何云昆、戴陆园、李成云、熊建华等同志,都曾到日本学习,接触到世界先进的技术,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选出了合系系列品种。当时云南的品种是滞后的,还是50、60年代西南农科所搞出来的“西南175”等品种,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这时我们合系一出来就解决了很多问题。后来这个事情重视到什么程度?农业部把它列为我国农业对外合作第一个项目,也是对外合作成功的典范。当时的省委书记普朝柱同志很重视,他还亲自推广合系品种,这是比较成功的一件事情吧?

第二个是开展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首先是搞水稻。这个综合开发怎么搞呢?当时农业方面,农业厅、科委、计委、经委等单位都出经费,把这些经费集中起来,统一规划,省、地、县人力、财力等都集中联合起来,科研行政、党政结合起来,各有分工,我们负责全省技术指导,地、县更具体一点。例如水稻如何栽培?把水稻的所有成果、技术组装配套,根据各地不同的环境条件制定不同的栽培规范。水稻搞了之后,成效很好。又发展到玉米、茶叶等方面,增产也显著。这个影响很大,受到了各级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和支持。省委书记普朝柱同志还要我到地书会议上作汇报发言。在水稻方面,李月成同志通过总结,还撰写了一部《云南水稻栽培技术规范》。

有一次院里面开工作会,我就说,扶贫是我们当前在省里和全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头等大事。扶贫有各种方式,我们在科技扶贫方面有经验和能力,也是最容易见效果的。过去,我们种一些马铃薯、养些羊就能扶贫,我们有几个点就是这样做出来的。例如昆明双龙这个扶贫点,当时去的时候很贫穷,书记、乡长连袜子都没得穿,吃饭都是在地上吃。这个点森林覆盖率80%以上,因为气候冷凉,种植水稻产量就比较低。我们经过调查后,就建议不种水稻,改种玉米。唐世廉同志去搞规范化种植,去了后手把手的教,一年以后产量就翻翻。周立端同志去那里搞反季大白菜种植。那时坝子里气候热了,白菜种不出来,就到双龙去种。那时白菜卖到1元多钱一公斤,一亩地上万的收入,效益非常好。有了钱之后就可以买大米吃,就可以不用种水稻了。就是这两样就彻底改变了落后的面貌。当然也还有其他的措施,比如食用菌等配套。后来在昆明市作为典型,市委书记专门派人总结成功的经验,成为科技扶贫一个成功的典范。


实践与坚持

Q:想您给我们讲讲搞农业科研的人应该有什么精神?

A:就是要深入实际。我这一生搞科研工作,80%左右的时间都是在农村田间。现在的博士也好,硕士也好,搞农业的不到乡下,不到农村不行啊!前任院领导孙方院长、吕堃书记就要求大学毕业生来之后先到基层蹲点,蹲点时间至少一年。蹲点完成后才能评定职称。当然也要为蹲点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如给他们购买电饭煲等必须用品。我觉得这条措施是非常好的,你不下去,就不了解三农需要什么?存在什么问题?怎样解决?我们搞农业科研工作,是一个非常辩证的学科,涉及的因素非常多。例如我们搞植保、搞病害,我的指导思想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药剂防治就完了。药剂防治就像消防队一样,是救灾、救急。预防是很重要的,要有辩证的思路。所以我说学农的人很聪明,因为农业涉及的因素很多,考虑问题不是单一的。搞病害防治要懂得肥料、栽培技术、品种、气候等相关因素。当年我说搞育种最简单,最经济有效,有些同志对我就有意见,说我搞重复分散,没有办法,就把我搞的那些材料一半交给粮作所,另半留给了晋宁县农技站,他们就搞出了几个品种来。都是从我提供的材料中选育出来的,这个在中国水稻所出版的《水稻系谱》中是有记录可查。所以年青同志一定要深入实际,要到农村去蹲点。农业要说有多深奥,也不深奥,但是要做出成绩也是很不容易的。只要深入实际,坚持搞下去,必然有成果。现在申报院士,先在省里遴选,我原是评委,共参加过7次。在省里遴选时有两个科研指标,一个是系统性,一个是创新性,就这么两句话,在某个领域做到国内外领先的就有可能成为院士了。有了系统性才有可能创新性,创新性不是一下子搞出来的,是积累出来的。农业科研的系统性一定要到实践中去不断探索,不是在办公室打打电脑、写写文章出得来的。科研人生就是实践与坚持。到了农村,经常和农民打交道,才能建立感情,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怎样解决。文化大革命,搞“臭老九”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很没有地位,但是到了农村,农民欢迎,农民喜欢我们,希望我们用科学技术帮助他们。

我已耄耊之年,寄望后来者,心系三农,为我国农业科研和生产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录音整理、编辑:邓君浪、李复兴,审核:刘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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