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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院历史文化挖掘之十九—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次重大迁徙
—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次重大迁
发布:qgc   发布时间:2018-01-04   浏览次数:310    [] [] []


    编者按:2017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启动了全院历史文化挖掘工作,希冀通过深入挖掘建院以来我们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机构设置、重大科技成果创新、重大历史贡献、重要科技人物及历史建筑、历史古籍等,认真整理梳理我院农科文明的传承脉络,深入挖掘农科文化的丰厚底蕴,不断丰富与时俱进的农科精神,擦亮“云南农科院”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使历史文化与农科文化相辉映,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铸就“追求卓越、创新创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断增强全院发展的文化自信,为我院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文化支撑与文化引领。近期,全院历史文化挖掘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组、工作组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征集等,将陆续刊载全院历史文化挖掘工作访谈录、老照片(老图片)、征文等,以资记录。


第一次迁徙:从重庆北碚歇马场西南农科所迁徙云南昆明北郊蓝龙潭

时间是1958年7-8月

西南农科所是原西南农林部下属的大区级农业科研机构(前身为中央农业试验所北碚农事试验场)。1958年7月初,大区撤销,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奉中央命令整体迁入云南(除少数科研人员留川或调往贵州)与云南省农业试验站合并成立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我父亲陈泽普在西南所就是负责单位各类科研仪器设备及物资财产采供和管理的老股长,这次远距离迁徙又是陪同单位领导作为最早来云南昆明为单位考察选择地址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据说最初单位地址选择有呈贡跑马山附近,有昆明西站,即现在云南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原云南省农校)处,都因嫌这些地方不理想,发展空间不够;后来又选择上马村地质学校处等地,但仍是相同原因没定于这几个地点。最后才选择在北郊蓝龙潭(云南省水利学校现址)作为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所址,定下来之后让水利学校搬迁去其他地方。就这样,几乎一百多号人科技人员、行政管理干部以及工人被派遣来滇,与云南省农业试验站合并成立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1956年部分科研人员在西南农科所大楼前合影)

被派遣赴滇的职工连同随迁家属及其子女,扶老携幼几百号人,开始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迁徙行动。各种交通工具都被用上,有搭乘包租的客车,货车,分批分期地从重庆北碚出发,踏上赴云南之路,甚至从四川重庆北碚单位所在地直接赶着几辆马车奔赴云南的;大量仪器设备、甚至科研用的试验台桌、供职工福利产奶的荷兰奶牛等就直接用飞机运送到昆明。据说是1958年刚过端午节,有些带上几个粽子就出发,赶马车的在云贵高原当时崎岖不平的山路赶了两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

因我父亲先遣来到云南,就这样,母亲只能拖儿带女地携带九个子女,大的我大哥当时才十多岁,小的八妹才近一岁,我也才不到三岁,当时大概只有大哥大姐能帮助母亲收拾家当和照看众多弟妹们,母亲在大的哥姐的配合下,收拾起自己家的全部家当,千里迢迢奔赴偏远的云南边疆。


第二次迁徙:从蓝龙潭迁徙到龙泉镇的桃园村

第二次迁徙大概是1964年,也就是从四川迁来才三年左右。这次迁徙的里程不算很远,不到十公里路,但毕竟是整个单位的搬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据说是感觉水利学校这个位置也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加之水利学校在我印象中每年雨季都被水淹。当时的所领导赵利群、樊同功等又选中了位于龙泉公社的桃园村,理由是桃园村这边发展空间大,有山有水,所选址地方背靠两座山,有希望将其改造成花果山,后来在七十年代中期其中一座山也几乎成了名副其实的花果山,有大面积的梨园、苹果园、柑橘园,还短期栽种了西瓜等;有水,紧靠着一条灌渠——东大沟从单位背后通过,方便用水;还有个小水库,亦可作为农耕的灌溉用水来源,这个小水库被当时的所行政办公室负责人李华模命名为“笑天湖”。看中这个地点后,就开始征地搞建设,将龙泉公社的桃园村划归单位管理,而不再属于龙泉公社管理,并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附近瓦窑村的部分占用地,包括位于村中心地段的“八角楼”等建筑也划归给了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经过几年的建设,建成了一栋科研试验大楼和三栋职工宿舍及一小栋单身职工宿舍,以及农场、农作物品种挂藏室,晒场等,这些基本建筑和设施建成之后,就将单位整个从蓝龙潭的水利学校搬迁到龙泉镇的桃园村里来。我们也就从黑龙潭旁的蒜村和平小学转学到龙头街的宝台小学就读。


第三次迁徙:从桃园村迁徙保山地区潞江坝

(终因当时省政府临时做出“围海造田”重大决策变故而导致迁徙未能成行)

大概是1969年底,在“备战备荒为人民”最高指示的指导思想下,加强战备,疏散下放单位,成了当时各大事业单位迁往偏远地区的一项国家性质的战略转移。接上级单位的指令,要求我们单位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整体搬迁到位于保山地区的潞江坝。于是乎,整个单位全面动员,大家都义无反顾地做好远距离大规模迁徙的各项准备,有些家属就被动员带着子女回自己的老家,如任承印的家眷带着四个儿子就回了老家澜沧;还有些人就马上调离单位。

当时领导向大家的动员讲话中总在不停地讲:美丽富饶的潞江坝,那是个“手扶甘蔗,脚踩菠萝,头顶香蕉,走路跌跤抓一把都是花生”的地方。动员会后父亲回家也是如是转达。虽说是动员,也是不折不扣地必须执行的搬迁令。就这样,每家每户都开始了打点和收拾自家的家当行李,家藏书多的这时也不得不卖掉心爱的书籍,记得程侃声家,游志崑家,夏立群家、夏奠安家等等,都有大量私人藏书,不得不借用单位的马车一车车拉到龙头街当废纸变卖;有些藏书较少点的就在家门口直接卖给专门借机来收购各种旧家具、书刊报纸等等的小商贩,我也就在这其中去捡回一些感觉好看的书就直接找人家要了下来;有的就直接在家门口堆起来烧掉,赵利群所长家就烧了很多东西。很多职工家里的家具都实在舍不得,但又不得不贱卖了,特别是一些老式家具,一些粽垫绷床、太师椅等等。总之,几乎每一家都在十分不情愿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家当压缩得最小最小。当然,那时的家当也就是几口箱子、吃饭的桌椅以及睡觉的床了。而这时桃园村的一些村民都来选认即将人去房空的房屋了。

我们家最开始被动员第一批作为先遣搬迁的,似乎我们家每次迁徙都被整成最先行动的。樊同功等所领导来我家里做动员工作多次,当时我刚大病卧床不起一年多,或很难自行料理生活,父母亲就无可奈何地说,你们看嘛,家里还有个“瘫子”,啷个去?但说归说,还是得与全所职工一样,都在做好随时动身的准备。家里的哥哥姐姐们都下乡到遥远的地方去了,家里就只有父母及我、八妹和九妹。父亲找来许多大小钉子,将哥姐们下乡后腾出来的空床的床板锯断,改制成几口大木箱,将不多的一点家当分别装箱,家里最多的是兄弟姐妹们平时挑来的薪柴,以及捡的煤炭等等都不得不贱价变卖,剩下一些床脚方木料留作最后几顿做饭的薪柴。

当全所职工及其家属子女都做好一切准备,随时等候上级派来的搬家车队到来开始大规模的迁徙时,也就是根据时间安排车队应到来的那天,大家都站在家门口无奈地等候,这时的确来了辆大卡车。当看见车来到时,我们家隔壁邻居(钱有信)家有只实在舍不得宰杀的母鸡,也无可奈何了,将鸡提了起来,不像往常一样还要用碗淡盐水来接鸡血,而是将宰杀的鸡血让其直接流淌到排水沟里,然后就连同毛都不烫了就放入个脸盆里,说带到路上想法整吃。结果这辆车是来帮另一家调离单位搬家的,因她爱人是省检察院的,所以临时给她调动了单位就不用去潞江坝,故来车将家搬走。

结果这天一直等到晚上,再也未见其他任何车辆和车队的到来,当天就没走成。一直等到第二天,听说专程来搬迁的车队来了,但因单位太偏僻,实在找不着来农科所的路,导致没有按时来到。这么大的件事情,连同整个单位及几百户职工家属子女的迁徙活动,就因车队未找着来农科所的路而意外打了个岔。其结果就因这一天的耽误,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和省政府又有了新的重大决策,来了个新的指示和命令,一切单位原地不动,积极投身到“向滇池进军,向滇池要粮”的大规模“围海造田”运动。于是,单位就组织全所职工进驻滇池海埂,参加全昆明市范围内更为声势浩大、人山人海地去开山炸石搬运土石方填埋滇池的运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单位战略转移迁徙往潞江坝的大规模行动就此打住,被另一场刚兴起的全昆明更大规模壮举的“围海造田”运动所淹没,从此烟消云散。

回忆赵利群

这三次重大的迁徙就是在赵利群所长的主持和组织下有条不紊的进行和完成的。

顺便再说说赵利群所长,他于1927年参加革命,解放前就是一位有警卫员、有专用配备的个人坐骑美制吉普车和专职驾驶员、有秘书,并配备有随身手枪的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解放初期的1950年,就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任四川省绵阳行署专员,他的任命书都是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后来任西南局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就在他位高重权之时,他主动放弃的职位,要求调到经济建设的一线岗位,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任命为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1958年7月,是他应云南省省委书记谢富治要求,并得到中央及农业部的批准,组织将西南农科所整体迁徙到云南,作为加强和支援云南边疆的农业科技工作,与云南省农业试验站合并成立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赵利群任所长。赵所长主持了这次西南农科所三四百人职工家属、科研仪器、设备设施以及各种资源从重庆千里迢迢迁徙来昆明。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迁徙所面临的难题和困难,几百号职工及其家属,有当时就是教授级的高级专家,有各个学科专业齐全的各类各级科技人员,有工人,有家眷、甚至还有多个抬着大肚子的孕妇,及其众多的职工子女,我当时仅两岁左右,就是随迁的职工子女之一。当时迁徙的交通工具有几种类型,有从交通部门包租的客车历经6-7天直接颠簸来昆明;有乘坐长江上轮船,然后又转乘火车到云南沾益,再转大卡车来到昆明北郊蓝龙潭;也有乘飞机的;还有赶着马车拉一些设施为期一个月左右才抵达昆明的。可能大家都会以为肯定是领导们和大专家们乘坐飞机,其实不然,而是一些重要的资源、科研仪器设备设施,荷兰种奶牛、种猪等是通过飞机运送来昆明的,而汪二娃的父亲汪银洲,当时才30来岁的工人就是押送奶牛乘飞机的押运员之一,而二娃他妈-裴淑清则抬着大肚子在云贵高原崎岖盘桓的山路上颠簸了一周多来到昆明,到昆明的第二天后生下他兄弟汪三。据说当时迁徙作为家庭要求尽量少携带家具,而是以科研工作的仪器设备及其资料、资源为重。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迁徙之难,面临着诸多的取舍,赵利群所长前期做了大量的政策宣传以及动员工作,并将各学科的重要人才以及资源、仪器设备设施都搬迁来云南。据说赵利群所长为此还因有“瞒天过海”之嫌而受到西南局书记李井泉(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的将军)处予降级处分。

这样的一位赵所长,以他的政策水平,组织协调能力和人格魅力,顺利主持了多次这样涉及到每一个职工乃至家人的切身利益的重大的远距离迁徙工作。在他离休多年之后的1995年,赵利群所长年满90寿辰之时,西南农科所以及之后云南省农科所广大职工自发组织给他做九十大寿的祝寿活动,人们都还不能忘记他的做事为人,纷纷作诗赋词为他长寿祝福。发起组织这次活动的有我所老专家杨昌寿、王永华以及已经调离我们院的一些退休老专家。大家以募捐凑份子筹钱的形式举办这次为单位老领导祝寿的活动,活动参加者有自费专程从省外和省内赶来的原单位同事,有凑份子钱都无力的老工人等共108人,我是这场活动的摄像师以及后期通讯录的编辑者,时任生物所所长的黄兴奇在场地上给予的支持;当时主持院党委工作的余华书记还在祝寿活动中敬献哈达,并即兴演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曲。


(作者:陈宗麒,编辑:邓君浪、李复兴,审核:刘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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