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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院历史文化挖掘之三十五 —游承俐: 生在四川,长在云南—记农科所的孩子们
生在四川,长在云南—记农科所的孩子们
发布:qgc   发布时间:2018-02-23   浏览次数:465    [] [] []

    编者按:2017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启动了全院历史文化挖掘工作,希冀通过深入挖掘建院以来我们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机构设置、重大科技成果创新、重大历史贡献、重要科技人物及历史建筑、历史古籍等,认真整理梳理我院农科文明的传承脉络,深入挖掘农科文化的丰厚底蕴,不断丰富与时俱进的农科精神,擦亮“云南农科院”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使历史文化与农科文化相辉映,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铸就“追求卓越、创新创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断增强全院发展的文化自信,为我院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文化支撑与文化引领。近期,全院历史文化挖掘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组、工作组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征集等,将陆续刊载全院历史文化挖掘工作访谈录、老照片(老图片)、征文等,以资记录。


生在四川,长在云南

——记农科所的孩子们

游承俐 2017.12.30.


艰难的迁徙

那是1958年的8月,在一列西下飞奔的列车上,有两个小姑娘在给旅客唱歌、跳舞,给多天来一路风尘的西南农科所奉命迁滇的职工家属们带来愉快的气氛。随着火车的轰鸣声,驶向西南的最边省份——云南昆明。这小姑娘就是我和姐姐承俄。火车上,我爸爸和婆婆带着我们五兄妹:大哥承侠10岁,二哥承働8岁,姐姐承俄5岁半,我4岁,弟弟承侃7个月,随同西南农科所的上百名老老小小携儿带女,奔赴祖国的边陲云南,去建设边疆。

火车在云南的沾益停住了,因为当时到昆明的火车只修到沾益。我们要下火车转乘汽车。我依稀记得下车后是夜间,我和姐姐各背着一个小包,走在田间的小路上,看见满天的星星在闪烁,还听见田里青蛙“呱呱”地叫声一片。我们一路辛苦辗转到了昆明。

几百人拖儿带女长途跋涉真是非常的艰辛。我爸爸把才半岁多的弟弟放在一个篮子里,提着过来的。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接受组织上的安排,一个单位整体搬迁在当时是罕见的。由于西南农科所当时隶属于中央直管,在其前身,国民政府的中央农业实验所,留下了许多的设备仪器和图书资料,以及后来为开展农业科学试验研究打下了基础。所里养了奶牛、种畜等,都随单位整体搬迁至云南,种畜等活口也得随之迁走。在武汉空军部队的大力支持下,奶牛和种畜搭乘飞机过来,人坐火车、汽车,物品长途汽车运载。

当时西南所的所长赵利群特别重视科研,他深深地知道这些科研设备、及种畜对以后在云南工作意味着什么。他说服大家,人可以辛苦一点,但种畜运输是有条件的,中途不能出问题。大家信服赵所长,愿意跟着他去开创新的天地,再难也义无反顾。至今,我们云南农科院图书馆还收藏着大量盖有西南农科所图章的图书期刊。特别珍贵的是还收藏着1921年出版的国外农业生物学文摘的创刊号和期刊,以及许多英、俄、日等外文图书期刊。我们院现在的许多稻、麦、玉米、油菜等农作物资源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积蓄(积累)了,也育成了一些适应西南地区种植的稻麦品种。有了这些前期工作,使得我们在资源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为以后云南省农作物育种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作为农科所的子女,大部分生在四川,长在云南。我们在农科所院子的范围内长大,我们的父辈大多来自四川,川音奠定了农科子女的基本发音。因此,我们走到四川,人家说我们说的是云南话,我们在云南,人家说我们说的是四川话。归根结底,我们说的是“三川半”。四川的根长了云南的苗,因为我们是历经艰难迁徙来建设云南边疆的农科人!

充满爱心的集体

我们从四川迁到云南之后,职工们都住在原水利学校的一幢大筒子楼里。家属小孩比较多,怎么来管理好家属工作,发挥她们的力量?学生们放假了,怎么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有益的活动?这些在农科所都做得很好。当时工会组织了一个家属组,周小平老师的母亲,我们叫她周妈妈,任组长。她常组织所里的家属妈妈们、婆婆们学习,不时让她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如秋季,萝卜收获了,食堂要准备腌萝卜,就组织家属去篮球场切萝卜(那时最大的活动场所就是原来水利学校的篮球场)。我婆婆也参加活动。记得她端着一个小凳子,拿着家里的菜刀、菜板和大家一起把一筐筐萝卜切成条放到到簸箕里去晒。半个球场都是切萝卜、晒萝卜的人。我们小孩就在周围玩耍。一不小心,我掉进了沟里。所以,这事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条件很艰苦,大人们都常常到农村蹲点,而且一去就是很长时间,孩子们在家都是托左右邻居照看,衣服破了没人补。这时,家属组下面又组织了一个缝纫小组。由李正英的爱人傅昭蓉(李妈妈)、任承印的爱人赵汝珍(赵嬢嬢)、冯光宇的爱人张爱香(冯妈妈),还有管国安的岳母蔡奶奶等组成。她们免费为大家缝补衣服,大人小孩的都补。那时不分彼此,一家有事大家帮忙,就是一个充满关爱的大家庭。

学生放假了,周围除了一条公路就是农田,孩子们没地方去,也没事做。工会就让我妈妈廖显坤来组织学生过假期,因为她是学儿童教育的,对孩子们充满了爱心。她把不同年龄的学生分成若干的兴趣小组,自愿报名参加。如有乒乓球、画画、图书室、跳舞唱歌等。这些活动减轻了父母的压力,让他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别看这些是小事,小事中体现了所领导的智慧和组织能力。一个团结向上的集体,就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职工爱领导,领导爱职工。几十年过去了,我还很怀念那些时候,记忆犹新。

独立的培养源于日常生活

在我5岁那年,一天牙痛得很厉害,爸爸带我到黑龙潭康复医院去看病。医生检查后说需要住院观察。记得那是一个下午,爸爸办好住院手续后,把我交给一个护士阿姨就走了。我住的病房有好几张床,靠窗户边住着一位老奶奶,她头上包着纱布,她说是被蓝龙潭山上放炮的石头打着了。整个病房就我们两人。下晚,护士给我端来了一碗面条,吃完后就带我到医院的一个礼堂,那儿正在举办舞会,两人一对,两人一对的(跳交谊舞)。我们在门口看人们跳,护士不时还和别人讲话。晚上,我就和那位老奶奶住在病房里了。第二天,我爸来把我接回家了。有了一个人住院的经历,我好兴奋,回去就给家里人讲医院里的事,好像好懂事似的。

又一次,我6岁,还没上小学,肚子痛了好长时间,也不知什么原因。家里爸爸没时间带我去看病。那时交通不方便,就那么拖着。有一天,爸爸要陪赵利群所长去城里开会,爸爸就把我带上。那是一个中午,到医院看完医生后,走到取药处,那儿有许多人在排队,爸爸对我说:“你在这儿听着,叫到你的名字你就答应,并去取药,我去开会,完了在这儿来接你。”爸爸走了,我好紧张,周围好多人都围着窗口听叫名字。我个小,扶着窗口边,眼睛睁得大大的,竖着耳朵听,生怕叫我名字没听见。过了好久,叫我名字了,我赶快答应,并取了药,站在医院门口等着,直到爸爸开完会回来。这时赵伯伯也来了,我搭着他的吉普车回家了。

以上两件事都发生在我上小学之前,那时候,爸妈都很忙,顾不了孩子,在万不得已时才照看一下。我看病没人陪好像也是正常的。我不会撒娇,不会哭泣,靠自己可以走过来。在当时的农科所,父母双双出差在外是常事,家里孩子们脖子上挂着钥匙,吃饭拿着碗去食堂打,完后自己做作业、上学。有特殊情况才托付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在那种环境下也自然培养了我们自立、自强的性格和能力。

农科所的“鱼花子”

1964年,农科所搬到桃园村后,给大人、小孩都有了很多的活动的环境。上山采摘、下河打鱼,其乐融融。在松华坝这边,外来人很少,农民很朴实,以种田为生,生活也比较单纯,他们还不会去河里沟里逮鱼吃。我们从西南所过来的工人大多从四川农村里转过来的,他们有很多乡村的手艺和技能,如打鱼、编筐等。看到沟里有那么多的鱼,很是惊讶!为什么不逮来吃呢?在那生活困难的时候,这是多好的事呀!于是,以刘银章为首的打鱼队自然组织起来了,他们自己织鱼网、编鱼篓,以及各种打渔工具,组成了打渔队伍。每到周日天还没亮,5-6点钟,听到“打鱼啦!”一阵嘁嘁喳喳,只见家里有男儿的都腰挎鱼篓,手提着渔网和鱼具,迅速集聚向北站方向跑去。他们要从桃园村走到北仓(现在的北站附近),从那儿的盘龙江下水,排成一大横排,人多时排两排,逆水而上。左手提网,右手拿赶鱼杆,一直打渔到松华坝下。这个时候从盘龙江游下来的鱼大多落入网中。两排网在等着,不落这网落那网,所以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有收获,机会大致相等。中午12点左右,打鱼队回来了,多的大半脸盆,少的也有小半脸盆,皆大欢喜。那时是计划供应时期,一个人一个月只有2两油,2.5两猪肉,有鱼改善生活是件欣慰的事。农科所的人几乎每周都去打鱼,慢慢的河里的鱼少了,沟里的鱼不见了。附近的农民说,农科所的“鱼花子”把鱼都打完了。

退钱送鱼

人们每周去打渔,有的家是父子,有的是兄弟几人同去,打那么多的鱼,又没有油煎,一下吃不了。有的工人就把多余的鱼卖给没有能力出去打鱼的职工,一般是1~2元一盆。我们家我大哥、二哥都喜欢跟大家一块去打鱼。有一次打了两盆鱼,看到别人卖鱼,我二哥就想,他们卖鱼,我们也可以卖呀!于是,端了一盆鱼和其他人一块等买主。这时,从后山来了一位桃园村放牛的老倌,赶着两头黄牛,他用五毛钱买了我哥的一盆鱼。我爸回来听说了,严厉的冲着我们吼起来:“谁叫你们卖的?卖给谁了?”我胆怯的说:“我知道买鱼的人,他姓束。”因束家的女儿和我同班,我去过她家,见过她父亲。我爸说:“走!去他家。”我们不敢回话,三人一起走到束家。我爸给人家赔礼说:“小孩不懂事,这钱不能收,鱼送你们吃了。”后来我二哥一直想不通说:“别人能卖,为什么我不能卖?”爸爸教育他说,鱼多了吃不了,可以送人,但不能有经商的思想。如你一次得到了好处,以后你就会老想去得到更多的好处,你就不会专心去学习,以后的路就会走歪了。现在想起这事好像有些好笑,但在那个时候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

农科所的打渔人,在盘龙江里整齐的排列,咋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打鱼的过程中锻炼了人们不怕苦,团结协作、相互帮助的精神,是农科男儿们磨炼的一个过程,对他们未来吃苦耐劳都有着很好的帮助。

劳动光荣

在六十年代的农科所,自觉打扫卫生已形成风气。我记得1964年我们从蓝龙潭搬到桃园村时,只有3幢住宅楼,一栋是单身宿舍,我们家住三栋2楼。一栋西边有一个公共厕所,三栋东边有一个厕所。那时没有专职打扫卫生的人,公共卫生都是大家自觉做的。每周六下午,大人们先去打扫办公区,完后再打扫家属区。后来为了集中时间,周六午饭后,只要听见“打扫卫生啰!”的吆喝声,每家每户都会从家里出来,拿着扫帚、锄头、铲子来参加打扫。当时阴沟是明沟,有时会有树叶等杂物堵住,需要用锄头、铲子掏干净。一般40分钟就可以打扫完成。若家里有人而不出来参加打扫卫生就会觉得很惭愧、不好意思。这个好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后期。

抢收抢种

“我姨爹是高级农民”。这是我表妹对我爸的评价。是的,云南农科所无论干部还是工人,其工作特征就是系着白围腰,头戴草帽或是白色喇叭布帽,双臂着袖套,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大对数时间都在田间度过,就是高级“农民”。

农作物是有季节性的,当秋收季节来临,全所科技人员无论是不是自己研究的作物,都会参加抢收抢种,争取时间。除此之外,所有的行政人员也参加收割。当广播里通知大家到田里收割了,我们小孩子也会拿起镰刀,冲向田间。试验小区的由课题组人员负责,大田生长的作物由大伙儿一块收割。有一次,在我旁边割麦的是管理伙食的管国安叔叔,他力气大,一割就是一大把,我力气小,只能割一小把,为了不被他拉下,我跟着他拼命往前割,好累好累呀!

看到大人栽秧,我们也学着栽,所以农科所的子女大多都会干农活。有时放学路上,看到桃园村的人在栽秧,我们都会跳下水田,帮助他们栽秧,因为我们觉得劳动是光荣的,由此而感到自豪!

跟着花苗一块长大

在农科所的家属区旁边,有一个苗圃园,由刘正良伯伯负责管理,那儿育的苗,主要用于所内的绿化和装点。一年到头都在育苗和移栽。从搬到桃园村,我就非常喜欢到苗圃去帮刘伯伯种花和拔草,我在那里学会了怎么移栽小苗:先在小花盆里垫上几块碎瓦片,使之空起来,然后放上土,栽上小苗,压紧,再浇水。在我小时候的作文里,多次有“我帮刘伯伯拔草”、“我帮刘伯伯种花”的作文。在我们去宝台小学的路上,要路过瓦窑村烧罐子的窑房,烧出次品时,人家就会扔掉。我们把一些烧歪了,或有小裂口,但不影响栽花的花盆捡回家,在阳台上种起花来。喜欢植物应该是农科所孩子们的天分。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怎么能不爱绿呢!就连我女儿去美国读书,她们学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里也有个植物园,种植着不同国家赠送的植物,她从到学校的第一年开始,每个周五下午都会去植物园义务劳动,栽花、浇水、拔草、扫树叶……七年没断过。连我们去探亲也去植物园劳动,扫地、拔草等。所以说,农科所的子女,潜移默化地受着父母的影响,是勤劳,善良,有爱心的。


妈妈教我们打扫厕所

每周除了打扫院子,楼梯和厕所是挨家轮流值日清洁的。有一块小木牌。上面用黑毛笔写着“打扫厕所”四个字。第一家打扫完后,就把小木牌挂到第二家的门边上;第二家打扫完后,就挂着第三家的门边,由此类推。那时,我爸爸经常出差在外,在我的记忆中他很少在家。轮到我们家打扫厕所了,哥哥们都读初中住校,妈妈身体不好,家里有我和姐姐可以做事。妈妈就教我们怎么打扫厕所:先把厕所面上扫干净,再提一桶水,厕所门背后有一块一尺多宽很长木板皮,一个人冲水,一个人用木板把槽里的粪便推下粪坑,然后用水冲干净,再把地面上的水扫出门外。妈妈示范一遍以后,我们学会了。以后,凡是看到我们家门边上挂着小木牌,我们就会自觉的去打扫厕所和楼梯,这也成为了习惯。以后,无论我们住在哪里,只要看到自己上下的楼梯脏了,都会自然地区打扫。所以说,良好的习惯是大人教的。

快乐的童年

1964年农科所从蓝龙潭搬到桃园村,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蒜村和平小学的老师们,转到龙头街宝台小学读书。那时我三年级,10岁。桃园村这边有山有水,我们有广阔的活动天地了。我们和村里的、农场的孩子们一起玩耍、上山背柴、抓松毛;捡菌子;采野果,如杨梅、鸡嗉子、硕梅、小毛桃。。。。。。我们住地的前面有三条河:金汁河、盘龙江、西大沟,宿舍后面有东大沟。游泳是我们的最爱。

夏天,上体育课,学校没有球场,也没有专门的体育老师,班主任就把我们带到学校附近的小水塘边,让男生在一个水塘,女生在一个。我们就在一个没有膝盖深的水里嬉闹,坐在水里漂腿。五年级了,我们班主任罗明,男老师,四十多岁,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有一手工整的板书。体育课,他带我们去流经龙头街袁家山的东大沟游泳。他不会游泳,把女生安排在上游,男生在下游。东大沟是专为栽秧季节供水的,水从松华坝放下来。由于是流水,一下去很凉、刺骨,凉得直打颤,起鸡皮疙瘩,坚持几分钟就适应了。我们从前边下水,游50米左右上岸,再跑到前边,又下水,反反复复。

在农科所家属区背后的东大沟集聚了一个很大的堰塘,地形是个锅底塘,最深处至少有20多米。所里的文学才人李华模给它取了个名字“笑天湖”。湖的西面是坝堤,东面是桃园村的烧窑房,周围长有很粗的青冈树,也是牛泡澡的地方。放暑假了,“笑天湖”是学生们最集中的地方。我们一般上午做作业、读书,下午吃过午饭,就到那里游泳。男孩子们在坝堤那边,因为水深可以跳水。女孩子们在东边,横渡岸边和青冈树之间30~40米的距离,累了可以抱住青冈树休息一会。那时因为在旁边的麻山下修防空洞,留下许多沙子在岸边,我们游一阵就到沙子上滚一阵,再下到水里,好舒服哟!在这里,农科所的90%孩子们都学会了游泳。

水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也给我们记忆中留下深深地遗憾。我们的两个小姐妹就在水中失去了生命。1966年6月,党委书记曲成江的小女儿曲京娟(13岁)就在和我们一块游泳时突发性抽筋,沉到了水底。1969年8月我们从家返校(上初中,住校,学校为昆十六中学的农场,当时称为第一农业学校,位于昆明机床厂后的花渔沟),为了走近路,我们手牵手横渡盘龙江,但因发大水,江面水流湍急,把我们一起冲进了滚滚河水中,蔡其文(15岁)因头部撞到了水泥桥墩上,也离开了我们。她和我同年同月生,我们是好朋友,好可惜啊!每当想起往事,我都会想念她们,都会自然地仰望背后的山尖山,因为她们就在那里。

吃苦从这里开始

在一个深秋的傍晚,农科所后山的一碗水坡下传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声。这是刘运林、蔡其文带着弟弟其武,我带着弟弟承侃背柴回家的一个小情景。这时,从山顶上传出“其文”、“其武”!“小林”、“承俐”的呼喊声,是家长来接我们了!听到大人的喊声,我们好高兴,加快步伐登上山顶。

原来我们一早出去山上背柴,中午在山上吃完带去的饭,回家途中,因为柴没有捆结实了,走到半路,柴一边走一边掉,又不舍得扔,就掉一根捡一根,实在不行了,只有解开重新捆。一来二去就把时间耽误了。从九龙湾走到一碗水坡将近两小时,天慢慢黑下来了,好害怕!我们想,唱歌吧,一来可以提高我们的勇气,二来如有小动物也会被吓跑。那时毛主席语录歌是家喻户晓,所以山脚下才响起了歌声。一路走来好辛苦,我想以后再也不来背柴了!但回到家,睡一觉,第二天又精神抖擞地上山了,我们的吃苦锻炼就是这样开始的。

丰富多彩的大课堂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没有学上,闲在家里,大山就是我们最好的课堂。男孩去很远的山上砍柴,女孩则在稍近的山上剔干松枝,耙松毛,还扭成麻花样;捡菌子,我们认识好多菌,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有毒不可以吃;采野果——杨梅、锁梅、鸡嗉子、小毛桃。秋季是收获的季节,在学校上劳动课时,老师带我们去给生产队拾谷穗,麦穗、拔杂草。

学校没活动了,我们在家就去田里捡农民收获后丢弃的谷穗、麦穗;捡蚕豆角;洋芋收获后经大雨一冲,还有漏网的小洋芋可捡。在桃园村的烧砖瓦窑处,开始烧窑工不知道烧窑过程中撤出来的碳还可以再利用,就把这些碳灰用来垫地了。我们到桃园村后,刘基一的妈妈,我们叫刘婆婆,她看到了,说这么好的碳怎么就扔掉了!可以再烧的。她就带我们去捡这种“二碳”。这种碳烧起来没有烟子,特别适合冬天在家烤火或炖菜。后来,烧窑工懂得了这碳的用处,他们开始用来烧水了。

不是这些意外的收获值多少钱,而是我们喜欢这样的劳动。在劳动中我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些劳动给了我们潜移默化的教育,使我们从小热爱劳动。

工人的楷模

到云南后,1960年以后碰上了国家的经济困难时期,那时我在幼儿园,后上小学一年级,记得食堂里的饭里参着一颗颗带壳的蚕豆,我中午吃饭,趁爸妈不注意,把蚕豆留几颗放在口袋里,上学的路上拿出来吃,好爽呀!没想到困难时期,父母们省吃俭用,云南省政府对农科所也比较照顾,虽然有杂粮,但我们小孩没有饿肚子。我们在无意识中度过了国家最艰难的时候,和其他同龄人相比,我们幸运多了。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除科研人员外,还有些不可忘记的人。六十年代,畜牧这一块划到兽医所了,但所里还养着奶牛、猪,为所里的孩子、体弱病人提供牛奶和过年打牙祭的猪肉。我从小就记得,奉孝礼和李妈妈(李桂英,属粮作所农场的)他们常年任劳任怨地在猪房煮饲料;潘占友清晨天不亮就提着一桶奶上来给孩子、病人打奶;年三十一早刘银章持刀杀猪。。。。。。他们在生活上为大家付出了很多,当“五一”劳动模范表彰时,看到他们胸带大红花,我好羡慕。我想,我什么时候也能戴上大红花呀!

农场是保证科研种植的基础,也有一批默默无闻在做贡献的工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有两个特别优秀的年轻人,一对夫妻,男女都是队长,带领农场职工劳动。他们是雷玉清和段兰英,事过几十年,他们肩扛锄头的英姿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无论是从西南所过来的,还是原农业试验站的工人们,他们为农科所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

节日的卡车

记得七十年代以前,元旦、五一、春节等重要节日所里都要安排职工乘车去城里逛逛,算是最好的过节方式了。那时所里只有一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吉普车只能在工作期间用,节日只能坐卡车。一辆卡车,几百人怎么坐呀?办法是先登记人数,按编号乘车。第一趟的从所里出发,乘二、三趟的人走到龙头街,到那儿去上车;回来时同样,坐一、二趟车下在龙头街,最后一趟的才能直达所里。驾驶员谭友熙、鲁德才节日为大家服务,就没有家庭的团聚。我们家每年元旦到城里就是找个饭馆吃顿饭,照张全家照,那就是最好的纪念。那时在所里,无论是年前分肉,还是坐车;都是按号对坐,大家非常守次序,尊老爱幼。没有抱怨,没有吵闹,和谐相处,相互尊重做得非常好。我好怀念那个年代!

孩提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农科所的孩子们已完成为国尽力,慢慢进入了迟暮之年,每当回忆起自己的父辈,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无不感谢西南农科所、云南农科所对我们的哺育之恩。我不仅生在四川,长在云南,还接受了云南农科院对我的培养之恩,和父母一样,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云南的农业科研事业。从一个在叔叔、嬢嬢眼皮下看着长大的小姑娘,成为农业经济研究的一名研究员退休。我很感谢农科院对我的培养,感谢前辈们对我的教育与帮助,衷心希农科院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再接再厉,为云南农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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