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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历史文化挖掘之六十二 —赵利群:吹尽狂沙始到金
发布:qgc   发布时间:2018-08-13   浏览次数:4675    [] [] []

        编者按: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开展了全院农科历史文化挖掘工作,通过深入挖掘建院以来我们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机构设置、重大科技成果创新、重大历史贡献、重要科技人物及历史建筑、历史古籍等,认真整理梳理我院农科文明的传承脉络,深入挖掘农科文化的丰厚底蕴,不断丰富与时俱进的农科精神,擦亮“云南农科院”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使历史文化与农科文化相辉映,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铸就“追求卓越、创新创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断增强全院发展的文化自信,为我院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文化支撑与文化引领。全院历史文化挖掘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组、工作组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征集等,将陆续刊载全院历史文化挖掘工作访谈录、老照片(老图片)、征文等,以资记录。

吹尽狂沙始到金

——记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赵利群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陈宗麒 编撰

赵利群,男,原名赵楷,字德盛。1906年10月20日生于四川绵竹市九龙镇一个耕读传家的农民家庭,卒于2000年1月,享年95岁。赵利群兄弟姐妹10人,他行四。

1922年,在赵楷还在江油县绵竹讲习所就读期间,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在四川、重庆等各地在恽代英、肖楚女、吴玉章等社会知名人士的推动下风起云涌,赵楷参与追求真理的青年运动。

1926年,赵楷正式成为党组织的地下工作者,并于1927年1月在绵竹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创建“涪波社”,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旨在团结进步青年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28年春,赵楷由中共绵竹县委党员张治和史伯康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赵楷根据早期地下工作的需要,化名李群,也就是之后“利群”名的来源,即有利于群众之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赵利群由毛泽东主席签发任命通知书,任川西公署委员,政务院周恩来总理签发任命,任川西绵阳区专员,后赵利群被调往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短暂任副主任,之后又被调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担任党委书记,办公厅主任。

放弃位高权重 转行农科战线

1953年,时年47岁的赵利群有志于转战新中国经济建设主战场,作出了改变他后半生命运的重大决定,他决心直接参与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科技现代化建设工作,经他一再坚决地申请,组织上同意调往西南农林部。1954年4月,中央书记处批准任命赵利群为西南农林科学研究所所长职务,后林业部分划出,更名为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前身为中央农业实验所北碚农事试验场,是中央农业实验所留渝部分组建而成。中央农业实验所创建于1931年4月25日,所址在南京孝陵卫。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农所几经迁徙,经苏、皖、豫、鄂、湘、桂、黔、川等省,颠沛流离,备尝艰辛,于1938年2月15日抵达重庆,租千厮门民房办公,次年春又迁入荣昌宝成寺,1942年中农所迁至重庆北碚天生桥,抗日胜利后,1946年中农所迁回南京孝陵卫,留渝部分组建中农所北碚试验场,解放后隶属西南农业部,所址从北碚天生桥,为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迁至歇马场,在白鹤林、磨滩等地建所。1954年9月1日在歇马场白鹤林正式挂牌成立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当时全所职工达300多人。赵利群被任命为西南农科所所长后,从此投身于农业科技事业。

赵利群就任后,他善于广泛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依靠群众,信任各职能部门一道工作的同志,团结、组织和依靠全所职工,充分发挥大家在各自岗位上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观能动性。赵利群善于听取各学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决定在所内设置二级机构:作物系、园艺系、畜牧兽医系、土壤肥料系、植物保护系、农业经济室和办公室,实验农场等,并任命或聘任在国内外享誉盛名的各学科大专家李士勋、梁天然、陈万聪、戴铭杰、候光炯、董时厚等担任各研究系的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

赵利群来到农业科研机构,十分强调和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研究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建议科技人员在从事科技工作的同时,努力学习自然辩证法,并建立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化,以考试检验学习效果。通过他的切实有效地与研究所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的深入交流和积极鼓动,在高级知识分子和广大工人群众中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广大职工群众,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当时西南农科所党员很少,在赵利群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引领下,在所内掀起了积极申请加入共青团、共产党的热潮,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都向党组织提出了书面或口头的入党申请,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先后发展了唐世廉、戴铭杰、冯光宇、王增深等加入了共产党员,这大大增强了单位的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对西南农科所的各项工作推动和发展起着重要的领导核心作用。

赵利群从一个党的高级干部,转行到农业科学事业的管理岗位,他牢记毛主席“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不耻下问,发奋钻研农业科研业务,在他的书架上,除了无产阶级著名领袖人物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辩证等著作外,最多的就是涉及农作物的遗传育种学、土壤学、肥料学、果树蔬菜学、园艺学、植物保护学、畜牧学、兽医学、牧草学、农业合作社经营管理、农业经济学、气象学等与农业科技相关的专业论著,他总是挑灯夜战,每天晚上经常夜读到凌晨两三点钟,当全所办公室或家家户户灯都熄灭时,都能看到他办公室或家里一直亮着灯光。

赵利群主持召开西南区农业科技大会,并组织制定《西南地区农业科技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他广泛听取与会专家、教授的意见,了解各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动态,最终制定了规划,并在实施规划的过程中,取得硕果累累的科研成就。

组织专家下乡 避开“反右”锋芒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西南农科所一位因偶然顺路去代人开会的民主党派成员在会上就被直接定为右派。赵利群曾有在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工作经历,了解延安政风运动的情况。对反右扩大化提出异议,多次说,“延安肃反、审干和后来的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都是现有政策然后才开展群众性运动”,“反右派的政策界限文件下来没有?”另一方面,赵利群曾在法院工作过的经历,竭力强调要定人为右派要有证据。在“反右运动”中,赵利群鼓励研究所科技人员都到农业基层第一线下乡蹲点,使不少科技人员没能直接参与到“反右运动”运动中的“大鸣大放”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或许避免了无端被划为“右派”的结局。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仍然冷静地惦念着本单位出差同志们的前途,关心在外工作的同志们的工作和身体健康情况,便口授指示人事部门给各基点的同志们写信,关心他们对整风反右运动相关文件的学习,这些信函从正面上叮嘱各位专家们注意审视运动趋势和动态,要求他们努力完成科研工作任务,多干实事。赵利群还专程千里迢迢地去看望在云、贵、川各地基层第一线蹲点的同志,使长期驻点的科技人员对赵所长的亲自到访倍感亲切,并与赵所长促膝谈心。赵利群看望研究所在各基点蹲点的科技人员的谈话记录后整理成文《致各基点工作同志们的一封信》,以党支部名义打印发送各蹲点科技人员。《西南农业科技》编辑部又将这封信加了标题《关于在农村基点上进行农业科学研究的工作方法问题》,于当年发表。在这关键的时刻,赵利群尽力和策略地保护了许多知识分子和科技骨干,著名的水稻专家李士勋、吕继麟等或许以此逃过一劫。这事之后也成为赵利群让科技人员逃避运动的一条罪证,西南农科所广大知识分子从另外一方面意识到,当时若不是听从赵所长的建议安心在基层第一线工作,或许在劫难逃,成为“反右运动”中右派分子的命运了。

艰苦卓绝大迁徙 赴滇风波一再起

1958年,大区行政建制撤销后,中央决定将西南农科所整体迁入昆明以支援云南边疆农业生产发展。对此,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秉经专程到重庆西南农科所慰问全所干部职工,迎接即将入滇,并承诺到昆后的一些优惠条件。西南农科所迁滇前,四川省委领导从本位出发,力挽西南所留川争取迁入成都并入四川农科所。对此,赵利群所长答复说:只能服从中央决定,留川不可能!自此,或许埋下了赵利群被重庆市委给予行政降级处理的隐患。最终,西南农科所除留少数部分科技人员在川、黔外,其余整体迁入云南,与云南省农试站合并组建成立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赵利群毕竟是长期在革命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领导者,他善于组织和依靠群众的力量,在广泛组织动员的基础上,取得全所大多数干部职工的积极支持和配合,大家都愿意跟随赵所长千里迢迢远程迁徙到云南边疆工作。于是就组织了三条运送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单位迁徙工作:一条是航空渝昆航线,每周一班,用苏联早期造的小飞机运送单位的大型牲畜,以及极个别家庭照顾婴幼儿而自费乘飞机前往昆明,并通过关系请武汉空军部队配合帮助单位搬迁部分工作;另一路线是两条公路,一条从重庆乘轮船过长江,然后再乘车,先后歇宿桐梓、遵义或息烽、贵阳、安顺或镇宁、晴隆或普安,再到沾益,再从沾益买火车票经五六小时抵达昆明;再一条路线是从重庆乘火车到隆昌,转乘汽车到泸州,再从泸州到叙永或赤水,再到毕节或赫章,后途径威宁或宣威或沾益,再从沾益乘火车到昆明;甚至还有数辆马车也成为长途运输工具,刚过端午节,几位赶车人吃了并带上几个粽子,就赶着马车从重庆歇马场,行进在云贵高原的崎岖山路,一个多月后才抵达昆明。组织数百人的长途迁徙活动,既有广大各级干部职工,也有其家属和不同年龄的子女们,还有多个大肚子孕妇,以及科研仪器设备设施,科研资料、材料和农业资源等。单位整体几千公里远距离迁徙工作历经千辛万苦,数百职工家属在前期的精心组织下,团结一心,抱定一个目标:听党的话,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和精神,共同努力,克服一切碰到的困难,跟着赵所长去云南建设边疆。大型牲畜牛、猪等由平时饲养牲畜的工人奉孝礼、汪银洲等押运乘飞机,其他无论是高级专家或家属子女等,大多乘汽车或火车,历经云贵高原的盘山路桓,崎岖蜿蜒,行车只能时速二三十公里,就这样兵分几路,千里迢迢,艰苦卓绝地来到云南昆明。

在西南农科所迁徙云南的过程中,由于科技力量和设备资源的分配上主体迁入云南,赵利群为此肩负责任和压力,赵利群是遵从农业部指示总体安排迁西南农科所入滇以支援边疆农业科技事业建设和发展,重庆市委领导人将西南农科所奉上级命迁滇过程的人事安排等方面指责赵利群“不听招呼”,以及搞“专家乘汽车,牲畜乘飞机”等无稽之谈,那些领导人哪里能从实际出发,了解大型牲畜,特别是种牛、种猪性情暴躁,哪里经得起长时间路途折腾的实际情况。为此赵利群还受到重庆市委不符合干部管理权限的错误处理,这不仅导致了赵利群个人政治前途受到严重影响,伤害了他本人,同时也影响了他的正常工作,致使西南所迁入云南后,原云南省省委承诺给予迁徙云南的干部职工相关待遇条件未能得到全面的落实,使广大干部职工的待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直至1978年,在中共中央决定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形势下,1980年中共重庆市委终于决定给赵利群同志平反,撤销了1958年对赵利群同志的错误处分。1958年西南农科所奉命迁滇,经过多处选址,最初选定并于8月迁入云南昆明北郊蓝龙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于1964年再迁到龙泉公社桃园村。组织这一次次整个单位的大规模迁徙,不仅历经车马劳顿,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消耗,其组织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所领导依靠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克服重重艰难困苦,顺利完成。

更有甚者,1969年底,在国家实施战略转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趋势指导下,不少教学和科研事业单位,甚至大型国企都被转移到偏远山区,甚至荒芜人烟的地方。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也接到整体搬迁至保山潞江坝命令。经过广泛的组织动员,单位各部门都包扎好各种科研仪器设施设备,每家每户都收拾打点包装好行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等待搬迁车队的到来。约定好时间,但由于搬迁车队找不着地处较为偏僻郊外的农科所的道路,而走岔的偶发因素,导致搬迁车队当天未能按期抵达农科所起运搬迁工作,恰第二天接到省革命委员会和省政府命令,地处昆明市范围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全民动员,开展“向滇池进军、向滇池要粮”的大规模“围海造田”行动,这正需要农科所的这支科技力量来支撑改田造地发展农业生产的工作,于是才避免了单位整体迁徙保山潞江坝的又一次折腾甚至是灾难。

每次大型迁徙或重大活动,都是在赵利群及所领导班子精心组织和领导下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也得到全所广大干部职工的支持和配合。

自有与民同甘苦 便是高寿众人贺

赵利群曾是位配备有专职秘书、警卫员、勤务兵、司机、美式坐骑吉普车,甚至随身专配勃朗宁手枪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而他自愿转行到农业科研单位上工作,到经济建设第一线为农业科技事业发展做贡献。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无论与高级科技专家,还是普通工人,他都能同甘共苦,密切交流,不耻下问,甚至经常随农忙季节参与田间劳动,他在单位职工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作为“当权派”“靠边站”时,每天去干些重体力劳动,他也能乐观地当做锻炼身心和意志,也能得到众多老工人的贴心照顾。在早些年农科所地处郊外,进出办事交通极为不便的条件下,大家很少能看见赵所长乘坐他的专用吉普车,他的专用坐骑却成为单位公用,而他经常进出办事都与众多职工或家属一样,搭乘解放牌大卡车,若有病或孕的同事同行,他都主动让坐,自己爬上大卡车的货厢上。也是人们后来常称赵所长“官越当越小,车越坐越大”的戏说。赵利群有多次机会调任其他职级更高的岗位,但他依然坚持与同他一道迁徙至云南从事农业科技事业工作的同事一起工作,直至1983年离休。

1995年,时值赵利群老所长按民间习俗应办九十大寿之时,原西南所无论是当年迁滇到昆明与云南农试站合并时成为云南省农科所的广大职工,还是留渝、黔的众多同事,都十分怀念和感恩在赵利群担任领导期间干部职工和睦相处水乳交融共同工作的好时光,纷纷私下组织策划起为赵利群所长筹办荣寿的纪念活动。赵利群老所长再三推辞,最终拗不过广大职工的真情、深情、盛情和感情,答应了祝寿活动。经过原所内的杨昌寿、吴自强、王永华、曾学琦,以及调离所的夏立群、田长伟等,以及留川原西南所的吕继麟,云南兽研所的赖璇等老专家的精心组织和积极推动下,于1995年10月22日在农科院生物所,举办了一次纯民间组织为赵利群九十寿辰的盛大的祝寿活动,参与者人人自凑份子钱,一些凑份子钱都力所不及的老工人也随心凑上了一份心意,积极踊跃参与了为赵所长健康长寿祝愿的活动。正是,你心中装着大家,为人民服务,为大家服务,大家心里总会有你,即便在赵所长离休后离开大家几十年之后,大家都不会忘记,或许也算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吧,大道至简!

参与祝寿活动的诸多老专家、领导以及众多原农科所的科技人员和广大工人共100多人,没能到场的也发来贺电或请人带来贺匾祝寿,共同祝愿赵利群所长松鹤延年,大家均以各种形式,无论吟诗颂词或简单的几句祝词,表达着对赵利群所长的崇敬和敬仰,共同表达“好人一生平安”的祝愿!

赵利群从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历经革命熔炉的千锤百炼,以自己坚毅、刚强和坚韧,认真履行党的政策、方针和路线。后自愿转行到农业科技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勤学钻研,从外行到内行,深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务实求真的工作作风,用他强有力的组织协调能力,光明磊落、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和高风亮节的做人做事风格,严谨的工作态度,与全所广大农科职工一道,依靠广大职工群众,为云南农业生产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他一生也历经坎坷,但咬定青山,始终不渝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竭心尽力。恰如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赵利群 ——纪念赵利群同志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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